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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战的理性分析

王瑜


　　郎咸平教授说中国人浮躁，不愿意认认真真去弄明白一件事情，只会盲目跟风，我比较认同。国人热衷于谈创新，对依靠降低产品价格的市场竞争行为称之为“价格战”很是不屑。企业的本性是逐利，“价格战”也是一种经营模式之一，而且行业的差别也非常大，我们不能简单判定“价格战”就没有创新带来的赢利高，这个问题需要理性的分析。
什么是价格战
　　现实中，人们习惯将“价格战”与恶性的价格竞争联系起来。在网络上检索“价格战”，一般的定义多少都含有鄙视的情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相对中立的概念：所谓的“价格战”一般是指企业之间通过竞相降低商品的市场价格展开商业竞争的一种行为，也泛指通过把价格作为竞争策略的各种市场竞争行为。
　　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书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科学地证明了价格战是消费者选择的必然。价格战本身是一种市场竞争手段，具有杀伤力强、短平快等诸多优点，被广大厂商所看好和采用，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行业更为普遍。企业家具有比平常人更加理性的经济思维，“价格战”频频出现，显然是因为“价格战”确实能给企业带来好处。长虹在1996年通过发动中国市场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价格战”，奠定了行业第一的位置；格兰仕在过去10年间，通过“价格战”把竞争对手抛在身后，成为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企业。集佳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也是通过降低服务价格，短短几年其商标代理量在国内遥遥领先……这些企业都从“价格战”中获益了。
价格战爆发成因
　　价格战爆发有一定的经济规律，一般而言价格战很少发生在高度差异化的行业。在一个高度同质化的行业，必须通过大幅降价才能说服顾客从其他公司转向自己。国内企业竞争同质化情况严重，因此中国企业的价格战更容易爆发。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还很不成熟，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大部分行业都有众多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这些企业规模很小、效率较低成为“价格战”的沃土。而西方市场已比较成熟，在几个势均力敌的寡头企业的控制下，通过“价格战”来获利的可能越来越少。
　　从行业分析，“价格战”往往会在利润率较高的行业中爆发，技术进步带来产业整体成本的下降，降低价格成为必然的趋势，我们使用的手机曾经高达几万元一部，现在几百元随便买。中国彩电行业爆发第一次“价格战”，是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彩电行业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微波炉行业爆发的第一次“价格战”也是因为这个行业被认为是高利润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市场份额小的公司在发起价格战上占据了有利地位，这些公司比较容易通过“价格战”扩大市场份额。在同一个行业中，利润最大的公司因为成本相对较低而倾向于发动“价格战”，整体实力足以击退竞争者，可以很好地控制行销成本，以成本进行竞争，长虹、格兰仕和其他“价格战”的发起者都是本身获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对于产品而言，产品都是有其生命周期，一旦进入衰退期，配合消费者预期进行的降价活动成为必然的选择。
　　“价格战”对于行业内每一家公司都是考验，也是一次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效率低下的公司被淘汰出局，经受住考验的公司将会增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这也成为市场发展规律。
如何打赢价格战
　　同样是商品低价，国人称国美是“价格屠夫”，而称沃尔玛是“天天平价”，为什么消费者的评价一个是褒另一个是贬？虽然商品低价的原因操作手法基本相似，但高明的沃尔玛却给自己的“价格战”披上了一件企业科学管理的外衣，它宣称沃尔玛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管理是低价商品的主要原因”，以此掩盖沃尔玛超级商品杀手的真实面目。不仅为自己的“价格战”找到了理由，而且大大提升了沃尔玛形象，使消费者对沃尔玛充满了好感，并认为“天天平价”给自己带来了实惠，进而形成对沃尔玛的忠诚。国美却还停留在诸如“包销”、“特价机”等低层次的“价格战”解释上，消费者对此的反应无非是财大气粗，拿着从消费者身上赚来的钱来打“价格战”，甚至怀疑特价机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偷工减料的等，消费者获得了价格上的实惠，并对国美没有产生好印象，如果其他企业价格更低，立马用脚投票。因此打“价格战”考虑的不仅仅是价格因素。
　　打“价格战”需要注意时机，发起或跟随“价格战”的企业，多少都有点类似于体育竞技活动，第一名得冠军，精神上的荣耀和物质奖励上的收益最大，亚军次之，季军再次之，除此以外的其他选手，几乎是白费力气难以分得精神、物质的一杯羹了。打“价格战”要从企业整体考虑赢利，注意掌握降价临界点，降价只有在一个合理的幅度内，即对对手形成威胁，又能较好影响消费者的决策购买行为，否则赔了夫人又折兵，做了赔本的买卖。据有关调研资料显示，当降价幅度达到8%-15%的时候，才能取得较好的价格战效果。企业发起“价格战”是为了赢利，不是现实的眼前受益，也是为了将来的受益。打“价格战”需要用科学的计算来方式确保自己在价格战中受益，并控制“价格战”的结果，我们可以运用“增量保润分析”来计算，公司最少要增加多少销售量才能保证从价格战中受益。换句话说，要维持降价之前的利润不变，需要销售量增加多少，对 “价格战”进行全面、系统的剖析，精确的计算，再做出理性的分析与决策。
作者：王律师
电话：010-51662214，电邮：51662214@sohu.com

人民法官为人民”三重意义阐释——“人民法官为人民”是贯彻“三个至上”的具体体现

王长君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去年以《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为主题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论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本质以及司法权的来源、配置、行使与运行方式中的精神、原理、原则与逻辑，同时指出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目的与方向，并以无可辩驳的逻辑论证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深刻而精准地把握了这一讲话精神，并逻辑地将其延伸到司法实践领域，以更加凝练而具体的“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命题来推进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工作。“人民法官为人民”这一主题实践活动至少包含着以下三重重要的实践价值与时代意义。

　　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事关人民法院工作全局的一件大事。“人民法官为人民”符合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是践行“三个至上”的生动体现。2007年12月25日，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司法工作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政治方向、明确了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质属性的科学概括，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成果之一。

　　“三个至上”体现了我国司法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贯彻“三个至上”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在去年的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首席大法官强调，要把“三个至上”作为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这既是人民法院指导思想的最新发展，也是新时期审判工作理念的重大创新。从历史逻辑上看，一方面，“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与人民法院以往的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另一方面，“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与人民法院系统正在深入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内在精神实质是完全吻合的。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由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我国法院的人民性所决定的。　在“三个至上”体系中，人民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宪法法律的最高价值和法理依据。法之理既在法内，更在法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律背后之“理”，主要就是人民利益。马克思曾提出过一个精辟的命题：“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时期都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风”。而且，为了使法律成为符合规律的真正的法律，第一，它应当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第二，它应当由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创立。也就是说，法律必须体现人民性。后来，列宁也非常赞赏由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认为这一原则“恰恰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是大有教益的”。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由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我国法院的人民性所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决定了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就是为了协调、保障和发展自己的利益，人民利益就是宪法和法律的最高价值，是法背后之“理”。我国的法院性质必须是也只能是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强调，在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时，应当“从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重点，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实际问题入手，紧紧抓住影响和制约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能力、司法权威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期待改进的司法问题和制约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时代，司法基石价值的确立必然遵循着这样的法理逻辑，即司法基石价值的追求必然与该国权力系统构造的性质紧密关联：后者往往决定前者，而前者必须体现并为后者服务。司法权是一国权力系统构造中的支柱之一，而一国的国家性质又决定着该国权力系统的构造；这样，一国的国家性质必然逻辑地决定了该国司法权的基石价值，且后者要在功能上服务于前者。否则，整个国家权力系统的运作轻则紊乱失调，重则瘫痪崩溃。同时，司法权又承载着“社会正义基石防线”的使命，如果一国不能正确厘清司法权的基石价值，必将导致其运行失去目标，社会正义难以维护，更为关键的是，它还会逻辑地导致该国权力系统的功能衰退。可见，一国司法基石价值的厘清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国家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其权力系统构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居国家权力的中心地位，一府两院由其产生对其负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权力系统构造有着深刻的人民性，它服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基本宪法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权力人民性的保证，同时也是人民性的体现。我国司法权正是这种权力系统构造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必然深刻地贯穿着人民性的价值追求，而“人民法官为人民”便是在这一宏观构造与价值追求下的司法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不仅如此，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人民法官为人民”有着更为深刻的价值内涵。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期，司法权作为“社会正义基石防线”的功能一定要凸显出来，这就必然要求我国法院承载起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因而它务必要突破落后与片面的司法价值观。近些年来，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存在着一股片面学习西方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的风气，须知，西方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和西方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性质及其权力系统构造是密切关联的。我们片面学习他们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自我解构我国权力系统构造的性质并葬送司法权的基本功能，最后甚至导致危害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本身。正是基于此念，“人民法官为人民”宏观、深刻而精准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系统构造的本质、现实社会的紧迫要求、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的需要而为司法权做出了基石价值定位。这种价值定位体现了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社会正义的需要与追求，必将促进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与社会正义的新发展，同时正本清源，为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的同志吹走了迷雾，点亮了心灯，鼓足了干劲，指明了方向，它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稳定做出巨大的贡献。

　　近些年来，由于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片面学习西方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一味强调司法消极主义，这严重偏离了我国司法权的性质、运行特征与价值追求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中，这种司法消极主义没能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特征，一味从抽象的西方学理出发，脱离社会实际，偏忽了司法的社会功能，错误地追求一种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与逻辑“完美”，其结果导致我国法院在具体司法中罔顾社会发展的需要，客观上损害了司法权承载的社会稳定器功能。

　　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法律不是一个僵死的规范体系，而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控制方式，应以其承担的社会控制功能为其生命。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司法权承担的功能绝非是机械的法律规范运用，把法官变成工业生产流程上的机械生产工；相反，它要求司法权承载起符合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控制功能。在当前社会的发展情形下，过去那种片面强调司法权的被动性，似乎法官只要走出法庭、能动司法就会背离司法权运行的规律的认识是十分错误的。只有更为深刻地把握我国执政党的性质、我国权力系统构造的性质、司法权的人民性及其承担的历史使命，深刻理解“三个至上”，把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社会正义放在心上，深刻体认我国当前的时代特征与需要，就会发现“人民法官为人民”中暗含的司法能动主义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当前我国司法权承担起其历史使命的不二路径。

　　不仅如此，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从理论上来讲，“法律一制定出来就落后于时代了”；而且，由于法律规范本身具有抽象性、概括性、一般性与普遍性，它必然与千变万化的时代要求与个案正义之间存在着差距。而我国又是一个有着较大工农、城乡与地区差别的国家，如果我们回避司法能动主义，玩味不切实际的西式学理，片面追求普遍正义与形式正义，忽视个案正义与实质正义，势必容易造成“案结事未了”并形成新的涉法上访源头，我们很难说是真正解决了问题。
“人民法官为人民”则深刻地回应了这一问题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以党的事业为重，重视人民利益并满足人民的需要，守护“社会正义的基石防线”都需要法官能动司法。进而言之，法官必须辩证地看待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关系，要知道，正是千千万万的个案正义造就了普遍正义，而为了抽象的普遍正义而牺牲了个案正义，那不仅普遍正义不可得，还可能影响司法威信，造成社会对普遍正义的怀疑。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民意、民情、民需与实质正义的追求有着深厚的社会影响，本着司法的人民性，法官必须回应这种现实，遵循“人民法官为人民”的逻辑，更能动地促进个案正义与实质正义，满足人民的需要，提升宪法、法律与司法的更大权威。

　　人民法官为人民”前瞻地提供了我国“活法”秩序构建的基本动力，　所谓“活法”秩序，在法社会学里是指社会秩序本身，这里是指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秩序水乳交融为一体。我国要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必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化为人民自觉遵守于无形的“活法”秩序，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文化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良好经验。

　　构造“活法”秩序不能光看抽象法律价值，关键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而人民的“满意”本身就有着特殊的国情特色。西方的“活法”与西方的传统和法治是一张皮，中国的“活法”与中国的传统与国情必然也要是一张皮。片面追求西方的法律价值并不一定能够满足我国人民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法律中追求的国法、天理与人情就内含着中国特色的法律价值追求，它必然体现让人民满意司法的重要价值特色；加之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皆是构造中国特色“活法”秩序的必然构成元素。“人民法官为人民”则为这些“活法”构成元素形成成熟的“活法”秩序提供了动力与可能。

　　首先，“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强的领导后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的认识，能够宏观驾驭全局并组织力量与资源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活法”秩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法官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活法”秩序的组织保障。

　　其次，“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将为我国法官进一步深刻认识我国民情、民意与民需奠定可能，同时促使他们能动地站在司法实践的第一线，获取当然充分的司法实践经验与体悟，这是构建中国特色“活法”秩序的宝贵智慧资源。
，“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法律与司法在人民中的权威与公信力，同时又能为中国特色的“活法”秩序的实践提供广阔的社会力量源泉。

　　有了组织保障、智慧资源与社会基础，“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必将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活法”秩序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为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社会秩序融为一体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要求人民法院工作必须讲民生。党的事业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为人民谋利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其立足点在于最大限度地为人民司法，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以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就是要科学把握人民利益及其司法诉求，贯彻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方针。

　　人民法院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整体性根本利益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司法为了人民、司法依靠人民，最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的人民性。

　　司法人民性要求不断强化法院的服务功能，从民众最急、最盼、最忧、最怨之处做起，努力做到司法过程透明，确保程序和实体公正，使当事人感知到法律的公正和神圣，使法律适用具有亲和力，更具人情味，决不能使法庭成为单纯的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健全科学、畅通、有效、透明、简便的民意沟通表达长效机制，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人民法院网络民意表达和民意调查制度，方便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网络渠道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或建议；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健全案件反馈和回访制度，及时了解人民群众对审判和执行工作的意见或建议；司法人民性要求人民法院进一步落实巡回审判、假日法庭等便民举措，尽可能减少人民接近司法的负担、困难或障碍，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决不能让困难群众打不起官司；司法人民性要求完善对人民群众意见的分析处理和反馈制度，完善社情汇集工作机制，妥善解决司法工作中涉及民生的热点问题；司法人民性要求在法律文书的制作上，法官不能拘泥于成文规则、条文条款，要审慎考虑具体当事人对裁判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做出裁判时从一个理智的、正常的和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和判断问题，来检视判决是否合法合理合情，使法意与民情相融，变“结案了事”为“案结事了”。

　　早在2008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出了《关于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法[2008]125号），特别强调：“要努力做到六个善于：善于通过协调增加共识，求同存异；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寻找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点；善于利用现行体制提供的各种资源，特别是争取人大、党委的支持；善于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善于寻找解决公权力纠纷的替代性方案。”该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贯彻到行政审判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每一个环节，要求以积极的态度救济民权，以优质的服务减轻民负，以快捷的审理解除民忧，以公正的裁判保障民利，以有力的执行实现民愿。
当前，人民法院工作坚持“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是努力践行“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以民生为重，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检验，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通过保障和维护民生，进一步增强司法工作的人民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真正实现司法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