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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律协选举打了谁的耳光?

张绍明


据《济南日报》6月24日报道，宁夏律师协会换届选举，要从13名候选人中差额选出11名常务理事。结果，由于个别领导重点安排的人选落选，大会主席团宣布选举作废，要求重新投票。

　　　精通法律的律师们，要看领导的眼色行事，这不免让人感到遗憾。
其实，律师不用领导开工资，大可不必看领导的眼色，个中原因不外乎，一、律协破官当不了饭吃，不必较真与领导过意不去；二、社会上选举走过场是潜规则，律师不愿意揭穿这件“皇帝的新衣”。

　　　律师是最敢“较真”的群体，能够进入律协作为理事人选的律师更是如此，这些精英律师对待自己的权益如此麻木，当事人能指望他们与法官较真么，今天能够看官员的眼色，明天不会看法院的眼色，这是这次律协选举打在律师脸上第一记耳光。

　　律师是法律的捍卫者。律协自治是律师法规定的权利，可惜这些权利写在纸上多年，律师有能力与之抗争，但除了部分律师放弃投票拂袖而去之外，大部分律师们违心地顺从了领导的意愿。他们缺乏的不是法律技能，而是反抗潜规则的勇气，这是这次律协选举打在律师脸上第二记耳光。

　　律师应该成为推进民主，维护法律正义的中坚力量，在这次律协选举中看不到，看到的只是一批凡夫俗子。在法庭上滔滔不绝的律师们，在实际生活中与普通人毫无二致，他们精通法律却作出了法盲才会作出的选择。这是这次律协选举打在律师脸上第三记耳光。

　　宁夏律协选举风波本可成为民主训练的样本，要知道，因为反对选举不公而申请法院裁决，这在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上，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遗憾的是，没有哪位律师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我们太习惯别人替我们指定管理者和看守人，从小学班长由老师指定到工会主席上级指派，律协是律师交钱养活的组织，行事一下管理权，对于宁夏律协这样的小范围选举，则是非常适合的。向某些社会“潜规则”挑战，有时候形同于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太多所谓的精英们，远不比荒诞不经的堂吉诃德更有责任感。

　　民主要靠法治来约束。但现实却是，连利益受损的律师们都放弃了使用法律武器。操纵选举的人便感觉不到约束，法律在他们眼里远远不如“人缘”来得干脆。

　　民主是个好东西，宁夏律师等的很久，全国的律师也等了很久,可与会的哪几位却一脚把他踢到天边去了。


张绍明；邮编:430022 ；地址:武汉市汉口新华路316号良友大厦12楼E座；电话:027-85777551－808

　　土地经营权流转形式不明现象在农村极为常见，主要表现为合同内容简单、残缺不全，表述不清，流转形式不具体。由于流转形式不明确，给司法认定合同效力带来诸多困难，解决这类问题，司法推定就显得特别重要。以下案例可帮助我们找到解决的办法。　

　　【案情】原告吴某（女）系阜平县城照旺台行政村村民，1991年农村土地承包小调整时，其与母亲刘某共同从村委会发包方获得部分耕地，当时户主为原告之父吴XX。后父母离婚，母亲远嫁他乡，吴某与其父亲相依为命。2009年8月25 日，吴某因上大学将户口迁至山东省烟台市。9月3日，吴XX将在小调整时获得的一块土地长期流转给外乡人刘XX管理使用，流转金1.1万元，双方签订了流转合同，但土地流转既未获发包方同意，也未申请备案。吴某放假回来得知其所获土地被其父长期流转给了他人，认为其享有的土地经营权受到侵害，遂以其父吴XX和流转接受人刘XX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司法确认流转合同无效。

　 【分歧】对此案的法理分析及处理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其一，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理由是农村土地承包以家庭承包为本质特征，发包方分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而不属于家庭的某一成员。本案争议土地的经营权系原告所在的家庭成员共有，家存在，其成员不能对某一地块享有独立的经营权。因此，原告起诉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应予裁定驳回起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原告家庭具有特殊性，全家仅原告与其父二人，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其父擅自与他人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而且是土地承包小调整时获得的那块土地 ，已经实质性地侵害了原告吴某的土地经营权。以家庭承包或称以“户”承包，是针对发包方而言的，是国家农村土地分配的法律规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一般情况下，流转方内部事先要搞家庭民主，经过充分的协商后由户主代理进行。户主虽有决定权，却不具有绝对性，尤其未经协商而擅自流转的，因家庭土地的减少，必然地损害家庭成员中不同意流转者的经营权。此案系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对原告吴某的诉请主张，应从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的效力，即从实体上予以审查认定，不能从程序意义上简单地驳回起诉。

　　【评析】笔者基本同意后一种观点。

　　从诉讼法学理论看，此案因吴XX与刘XX的合意行为被原告认为侵害了自己的权利，按诉的分类属于确认之诉。本案的诉讼焦点集中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原告吴某有无起诉权；二是流转合同的效力如何，鉴于其流转形式的不明性，如何把握和归类。

　　关于第一个焦点，正如上述第二种意见分析，村民以家庭为单位从发包方承包土地，即获得对所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联产为基本单位，实行“人人有份”的分配性承包制度。农村土地质量不同，分为多个等级，农民承包的土地多具有分散性，在山区这种分散性更为严重。尽管家庭成员对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共有，但毕竟是人人都有经营权。这种权利以承包合同的生效而取得，是承包合同的自然赋予，只要承包合同的效力存在，那么这种经营权的拥有性对每个家庭成员而言就时时存在。在家庭承包经营中，户主虽然具有一定（不一定是绝对的）权力对所承包的土地流转进行支配，但一般情况下，行使这种权力时都要进行家庭民主协商，权衡利弊形成一致意见后，由户主行使土地流转权力。在这种基础上实施的土地流转交易，不会引起流转合同纠纷。反之，户主行使权力无视家庭成年人利益和意见，擅自做主而为则很容易产生家庭矛盾，这种矛盾也很容易冲击和阻碍流转合同履行，甚至形成诉讼。原告吴某已长大成人，深知土地对农村人生活保障的重要性，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其父流转给他人长期经营，等于是永久性剥夺了对该土地的经营权利。尽管获得 一定补偿，但数额与土地市场价格相差悬殊，这样的事实令其不能接受。从法理看，原告吴某对所获得的争议之地的经营权是法定的，应依法得到保护，不经其同意，父亲直接做主流转给他人，虽无恶意却显然造成对原告经营权的侵害。对于一个尚未有稳定非农收入的农村大学生来说，基本的生活保障被人为灭失，案件当然与自身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提起诉讼也当然有法律依据，因此，裁定驳回起诉显然不妥。况且（据悉）合同流转后的土地并没有实际用于农业用途，如若简单裁定驳回起诉，无异于纵容流转双方当事人的民事违法行为。

　　关于第二个焦点。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的实质是经营权在一定的时间空间由承包方转移让渡给他人享有，土地流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富含法律与政策，合同的缔结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稍有不慎便会引来麻烦和无休止的纠纷。流转的形式不同，对原土地承包关系的影响和结果都不同，合同流转的法律效力及生效条件也不一样。国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流转的方式明确了四种：即转包、互换、出租、转让，其他方式主要是以入股而流转土地。从法律规制看，转包和互换主要在同一经济组织成员间进行，主体范围具有很强的局限性，而且这种转包、互换流转方式对原承包关系不产生影响。此案流转合同的接受方刘XX系外乡人，显然不符合转包和互换的主体条件，此两项即从流转形式中排除。合同法规定的租赁合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租金的数额、交付方式和租赁期限，特别是期限必须是明确的。而此案的流转期限为“长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按市场交易习惯，长期租赁合同交付租金的方式是必须明确的，不可能一次性交付，因此也不符合租赁合同的法律特征。从流转方“长期流转”的真实意思分析不难看出，实质是将争议土地“给”了刘XX。“给”的含义加上接受人的主体身份，完全构成了“转让”的形式和实质要件，具有转让的法律特征。

　　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必须经发包方同意，这是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而确定的特别性规定，显然更具有强制性。“发包方同意”是转让土地经营权合同生效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特别规定的法律效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转让合同一旦生效，原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解除，当然地其对承包期内的土地经营权也永久性丧失；二是接受流转一方须与发包方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建立新的承包关系。以新的承包关系替代原有的承包关系，这是转让合同效力的一个显著特征。立法确立“发包方同意”的条款，目的是为了制止承包人重眼前利益盲目、冒险的短期行为，避免因看不到流转风险而轻易流转土地，丧失生活保障的后果发生。法律规定实施转让方式流转土地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原承包人须具有稳定的非农业收入，能保证基本生活不存在风险。

　　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该条第二款同时又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生效除遵循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外，还受合同法的规定制约。土地流转越来越为群众所重视，但流转过程中的问题也多有发生，如合同内容不完备、流转程序不合法、流转形式不明确等，不一而足。对于流转形式不明案件的合同效力认定，除当事人一致意见外，应根据合同主体的身份、流转方式相应的法律特征、流转土地的实际用途、流转程序等方面仔细审查和依法推定，确定流转形式。对于违法签订的流转合同，要果断裁判其无效，以司法手段维护农村土地及交易秩序的稳定。


　　（作者单位：河北省阜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