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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公诉文书制作中的几个问题

2000年12月18日 15:14 龙宗智　赵华　赖秋蓉

　　起诉书和公诉词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出庭支持公诉阶段最重要的法律文书，起诉书的制作、公诉词的发表，并不仅仅是文书写作的技巧性问题，它直接体现了检察机关公诉职能的范围等基础性理论问题。当前关于起诉书和公诉词如何制作尚存争议，笔者试就文书制作中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以利于检察机关更有效、合理地行使自己的公诉职能。

一、关于起诉书的制作

　　提起公诉，是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提出正式的犯罪指控，并要求法院对其进行审判的法律行为。这一行为需具备一定格式，即以书面为之。表达公诉理由和主张的法律文书，就是起诉书。从公诉实践看，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一）关于起诉书中公诉事实表述及其详略的要求

　　从起诉的法理及审判的要求看，对起诉书制作最基本的要求是“指控明确”，即“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刑诉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

　　之所以要求指控明确，其理由有三：首先，从法院的角度看，指控明确，才能确定法院审理的范围。由于公诉对审判的约束力，法院只能针对公诉主张，即公诉事实进行审理，指控不明确，不仅造成法院审理的困难，而且容易导致审判范围的不适当扩张，形成法院自诉自审或不告而理。其次，从公诉的角度看，指控明确，才有利于引导公诉举证。因为起诉书相当于一个举证大纲，检察官必须围绕起诉事实举证，如果指控不清，举证就可能缺乏对象和依托。再次，从辩护的角度看，获悉明确的犯罪指控，也是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体现，是其实施防御权的重要条件。因此出于诉讼公正的需要，检察官有责任在起诉书中指控明确。

　　然而，在目前的公诉实践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起诉书记载过于简单，有的起诉书，指控犯罪行为的过程与情节不清楚，有的甚至手段与后果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其原因一是担心“言多必失”——如果情况表述具体，一旦把握不准确，就容易被诉讼对方抓住把柄，陷于被动；二是有的公诉人在工作负担较重的情况下，工作不够细致，起诉书制作只求大体上过得去，要求不高；三是因为案件中有的具体事实在证据上存在某些矛盾，犯罪要件可以成立，但具体的作案手段与方法等情况存在信息冲突，这种情况下，公诉人采取大而化之的表述，以避开矛盾。

　　笔者认为，对目前起诉书制作中因过于简略而造成指控不够明确的问题，应当重视并予以解决。而要做到起诉指控明确，从内容上一般应具体叙明以下诸项事实：

　　1．何人（犯罪的主体）；

　　2．何时（犯罪的时间）；

　　3．何地（犯罪的场所）；

　　4．针对何人何物（犯罪的对象与客体）；

　　5．用何种方法（犯罪的手段）；

　　6．实施何种行为及其后果（犯罪行为与结果）。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第5、6两项，就犯罪的手段、犯罪的行为及犯罪的结果，起诉书应当叙述清楚，最低限度是能够清楚记载关于犯罪要件的事实以及关于量刑情节的事实，以便明确审理对象并使定罪量刑有所依据。

　　然而，叙述中又不能面面俱到缺乏重点，要按照认定犯罪和适用法律的需要，掌握好详略疏密。对体现犯罪行为本质成为构成要件的事实，以及对适用法律起重要作用的事实要叙述具体；而对与此无关的则不写；如为事实之间的“搭桥”，则可简略概括地叙述。

　　（二）关于证据论证

　　起诉书中是否应当列举证据并就认定的事实作证据论证，目前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证据是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在起诉书中应当列举，必要时还需进行适当论证。其方式一是将证据单列一部分放在犯罪事实之后，二是穿插到犯罪事实中，边叙述，边举证。最高人民检察院新的起诉书制作格式没有要求对证据进行列举和论证，笔者认为，高检院的制作规定是正确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职权主义特点的审判方式，法官庭前审查主要进行程序性审查，庭审中由检察官向法庭举证，而程序性审查不是就犯罪指控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具体审查，因此不需要起诉书叙明证据。而在庭审宣读起诉书后，出庭检察官开始举证，指控证据将接受法庭质证和检验，这是具有实质性的证据审查过程。将起诉指控与举证证明适当分离，这是控辩式庭审方式排除法官预断的要求。从今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看，排除预断原则可能进一步贯彻，起诉书中对证据的列举与说明可能受到法律的直接限制（如在与我国审判方式接受的日本，起诉书列举并论证证据被视为起诉程式的严重违法，起诉将因破坏排除预断原则而被驳回）。

　　（三）关于量刑情节的写法

　　根据现行起诉书格式的要求，起诉书应当写明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但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存在不同做法。有的起诉书全面阐述量刑情节，有的则不写量刑情节，还有的只写法定情节不写酌定情节，认为酌定情节不是起诉书必备要素，如果需要法庭考虑，可以在公诉词中表述。

　　笔者认为，鉴于公诉机关需要作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其轻重的认定并向法庭提出建议，因此起诉书不仅要就被告人的行为“定罪定性”，而且要就其刑事责任的轻重提出建议，加之量刑情节也属于法院审理的范围，法院以起诉书的指控为根据进行审理和判决；而公诉词是在法庭调查结束后由公诉人发表的意见，它缺乏起诉书的规范性、正式性以及约束审理范围的功能特性，只能解释和补充说明起诉内容，因此对于定罪量刑的事实和情节，原则上应当在起诉书中表述，而且实事求是地确认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尤其是从轻情节，可以使被告人认识到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消除或减轻抵触心理。

　　根据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原则上应当按照现行起诉书格式的要求，在起诉书中写明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其中包括法定情节，也包括酌定情节，如案发后被告人积极退赃、积极抢救被害人、努力挽回犯罪后果等。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无论确认法定情节或酌定情节，都应当是在起诉时能够固定或基本能够固定的情节。有的情节容易出现变化，如被告人认罪态度，在庭前老实交代，但庭上可能翻供，这种情况，起诉时对其认罪态度以不写为宜，而后视法庭上被告人的表现在公诉词中综合认定。当然，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口供稳定，对其庭上不翻供比较有把握，也可以明确肯定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因为司法实践中，认罪服法的被告人对检察机关是否肯定其认罪态度比较关注，在起诉书中实事求是地予以确认有助于促使被告人配合公诉。

二、关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世纪之交法理学面临的双重历史性任务

2000年11月5日 10:26 政治与法律 1996.5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法理学以及法理学工作者面临着双重的历史性任务：一是科学地总结过去；二是妥善地规划未来，而若从现在开始，还包括思考和筹划“九五”期间法理学的发展战略问题。这两大历史任务紧密联系、有机衔接。

为了科学地总结过去，就必须站在世纪交接的历史性高度来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概括总结，冷静地审视中国法理学本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展露其矛盾运动变化轨迹，务必求真求实，努力揭示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恰当地估价成绩和问题，科学地总结出它的经验和教训，以作为往后发展的理论准备和储备。

为此，我认为，可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时期来进行总结。

近期，即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可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法理学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和巨大成就，这是重点。因为在这个时期中，中国法理学冲破了“左”的束缚，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整个法学发展制造舆论，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其功绩昭著，同时也在矛盾斗争中倔强发展和逐渐趋向成熟，不断完善其自身。在这个时期中，法理学发展的基本趋向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树立法律权威，实践法学重心及价值功能的转移（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建立和深化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其矛盾运动的轨迹是寻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实践，科学性和实践性，深度和广度，纵向和横向，以及批评与建设，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并为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法理学的改革、创新及理论法学学科体系和法学方法论建设作出了贡献。为２１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思想条件和斗争经验。

中期，即总结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３０年中我国法学基本理论曲折发展的风雨历程，这可重在反思。在这个时期中，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理论逐步实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为巩固人民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中国法理学无论在内容和形式、理论和方法、体系和结构上都曾受到“左”的影响，使前苏联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成为这个时期法理学的主导理论，把阶级斗争为纲作为这个时期法学理论以及法律实践所围绕的中心。这种“左”的影响和痕迹，乃至现在也并未完全消除并时而有所冒头，成为影响中国法学和法理学健康发展的顽疾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远期，是总结从本世纪初即清末的“改制”、“立宪”以来，经过民国的“宪政”、“法制”到新中国成立的近半个世纪中，西方法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在中国逐渐传播和艰难发展的极其复杂的过程，这还尚待探索。因为这个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主义法学思想以及国民党维护旧法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学思想，这成为旧中国专制统治的一种思想支柱。但是西方资产阶级法制理论的传入，事实上也促成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何况此时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在根据地政权）局部实现，也很值得我们认真地予以研究和进行科学阐述。

如何妥善地规划未来以及筹划“九五”期间法理学的发展战略，则是更为紧迫而光荣的任务。在此仅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和意见，以期能引起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关注。 我认为，考虑“九五”期间以及２１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发展，需要把握以下一些思路。

一、社会转型对法理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和巨大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处于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转向适度分权和合理制衡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从主要靠政策和行政手段转向以宪法至尊、法律至尚、民权至重的社会主义法治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传统的总揽一切的政治国家中分离出了市民社会，出现了多元的经济主体、利益格局以及社会价值体系。标志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中迈出了巨大步伐。这一社会转型即从本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并正在经历着的深刻变革。这一转型期至今远未结束并将延伸到２１世纪前期。与此相呼应的，在世界范围内从两极对立的冷战时期转向多极多元的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以综合国力竞争和加强国际联系为特征的政治经济新格局。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严峻考验后正在重新调整和集聚其生命力。

这一切均给法理学的发展以深远影响和巨大的推动，要求面临世纪之交和跨向２１世纪的中国法理学和法理学工作者应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紧迫感和积极变革、勇于创新的精神奋发努力，大胆探索和开拓，以实现和完成法理学的转型。具体而言：

１．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理学为战略目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实践基础和客观依据，对法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的深化、发展、更新及完善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从而为我国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作出重大努力和贡献，彻底摆脱“注释法学”、法学“幼稚”、“落后”的状态，使２１世纪的中国法理学以崭新的姿态和面貌屹立于学术之林，为中国完成社会变革、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提供优异的法学智慧。

２．进一步实现法学重心以及法的价值功能的转换和转移，使法律从阶级斗争、政治统治的得力工具转变为组织经济建设和调整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效手段，从强调义务转变为也重视权利，以实现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从重禁止、限制、束缚、制裁转变为重促进、引导、教育、预测，从公法一统转变为私法亦优位，从单纯地突出阶级性转变为重视法的社会性、民主性、文明性、科学性，从着眼于变革、巩固和发展生产关系转变为促进、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从对政治及经济领域的调整扩展到对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调整。

３．法理学的转型、更新以及变革都不是割断历史，而是在其以往发展状态基础上的一种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因此法理学发展中已存在的一系列重大主题和难题都将继续展现，而“九五”期间和２１世纪前期法理学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所以，法理学的转型也必然会在正确处理批评与建设、继承与创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与国际化趋向等对立统一关系中进行。

二、走向实践——法理学的生机和活力所在

实践永远是推动法理学发展的动力，法理学的科学性很大程度上就寓于它的实践性之中，即只有在正确地回答、概括和总结现实生活及时代发展所提出的课题的基础上，法理学才能完善自身。因此，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法理学当然不会对下列重大问题袖手旁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企业制度，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要关系，以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廉政步伐，实现“一国两制”，实施科教兴国，加强国际竞争的实力和加速各种相关体制的国际接轨等。只有积极走向实践、深入实践，以努力增强其实践性，法理学才能为处于伟大变革和社会转型期中的我国各部门法学的发展、繁荣及法制实践的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充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依据，也才能增强法学的参与性和理论地位，使法学能象经济学一样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决策和战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增强科学性——法理学急需完善自身

走向实践、增强实践性，不等于搞实用主义，机械地追随形势的发展，甚至盲目地充当政治的工具；也不等于把实践中的问题简单地翻译成法学的概念或用语。而需通过理性的提炼、加工、改造、制作，使之上升为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和逻辑体系，具有可证性（经过证伪）和不矛盾性。以便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和深度，体现和把握现实生活和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性，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若从这种意义上说来，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的，又吸纳世界法律文化精华，并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法理学理论还并未形成。我国法理学从理论和方法到体系和结构，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思维习惯和方式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以往时代的痕迹和烙印。例如，关于法学应实现现代化和努力学习国际经验，以摆脱其落后和封闭状态这一关系到我国法学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法应该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必须具有科学性这一现代法的基本要求；以及不仅应从生产关系，而且应深入到生产力即从经济发展的根源性来更深入地认识法产生、发展的规律及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特征；并应重视对法进行利益分析等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坚持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求实、求真，就是坚持理论的彻底性，而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并转化成物质力量推动社会前进。因此，只有坚持与增强法理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才能不断完善其自身，保持其理论锐气而与时代精神相合拍。

四、法治论——经久而常新的重大理论课题

社会主义法治论应该是我国法理学中最富有生气的一种核心理论，它经久而常新，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对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制实践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包括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各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形成和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环境的创设和优化等理论课题，堪称是一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焦点在于树立和增强法律的权威，其难点是法的实现。由于转型期中制度和体制建设的复杂性和滞后性，法制的不健全和人治习惯势力的顽固，以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未得到有效的抑制，特别是腐败现象的扩散和侵入执法、司法领域，使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法律的权威受到严重削弱，权对法的抗衡、钱对法的引诱、情对法的消融，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阻力。而法律效果不佳，立法目的难以实现，法律的有效实施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已成为顺利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必须着力解决的主要矛盾。这些都需要从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高度来妥善地予以解决。

五、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法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总趋势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整个法制发展和法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总体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制和法学。在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的旗帜下，可以调动和汇聚法制和法学发展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可以很好地回顾过去、反思现在、展望未来，也可以纵览横析中外以取其精要。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的过程，它们由社会变革所引起，同社会变革相伴而行，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制现代化以法学现代化为理论指导，法学现代化以法制现代化为依托和载体，法学现代化所带来的直接社会效果就是法制的现代化。

法学现代化包括应具有现代化的观念、形成现代化的理论，构建现代化的结构和体系、运用现代化的方法和手段等，而且现代化进程将涵盖法学的各个领域和部门，对整个法学发展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改造和推进作用，进而带动法制实践的科学化、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