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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7日发出了法（2010）446号《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通知精神，确定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为湖北省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审判工作的试点法院，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因此，我院承担行政诉讼案件简易审这一项任务，为做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笔者对怎样进行行政诉讼案件简易审进行了专题调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精神，第一审行政案件中，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实行独任制定或合议制的简易程序审理，一般有下列情况，一是涉及财产金额较小，或者属于行政机关当场作出决定的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给付、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案件；二是行政不作为案件；三是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案件。
一、简易审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1、前期准备工作。我院为及时、顺利、有效开展简易程序审判工作的试点工作，于2011年1月29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等规定，制定了《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试点工作方案》）并附相关配套文书，上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力求上级法院指导，同年3月中院行政庭答复同意我院方案，并已将上述方案备案。随后我院正式制定了《试点工作方案》并附相关法律文书：（1）《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通知书》；（2）《预备独任审判征求意见书》；（3）《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第一审行政诉讼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判操作程序规定》；(4)《一审作为类（简易程序）行政判决书》格式；（5）《一审不作为类（简易程序）行政判决书》格式。《试点工作方案》于2011年4月21日经院长签发后提交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阅，同年4月26日，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试点工作方案》及所附相关法律文书，《试点工作方案》即日生效，我院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情况。2011年5月18日我院受理原告伍家珍珠家私厂不服被告市人社局于2010年11月25日作出的宜人社工认（2010）第1601号工伤认定决定案，经承办人阅卷认为该案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为尽快开展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经合议庭决定，报主管院长批准，决定该案按《试点工作方案》进行审理。该案原告于2011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5月18日受理后， 5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刘开意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于5月30日通知刘开意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试点工作方案》本院在开庭前向原告、被告、第三人送达了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通知书及独任审判征求意见书等法律文书，征求原告、被告、第三人意见，三日内原告、被告、第三人均未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异议。同年6月8日本案适应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时，原告却当庭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异议，原告认为最高人民法院《通知》效力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法院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另原告还提出有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行政诉讼案件也不适合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等。被告、第三人对本案适应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无异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且理由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转入普通程序审理。”根据上述规定，只要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理由就成立，必须转转入普通程序审理。为此，该案于当日决定转入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该案，经询问本案被告是否要求另给答辩期，被告表示不要求另给答辩期，原告庭审中多次提出本案由简易程序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应该给原告准备期限问题，法院告之原告，法律没有规定转入普通程序需给原告准备期限，原告要求给准备期限没有法律依据。另本院在2011年5月26日已告知原告，本案在当事人提出异议即转入普通程序审理的情况，三日内原告、被告、第三人均未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异议，同年6月8日因原告提出异议转入普通程序审理本案，原告已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故原告要求给其准备期限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本案当日即6月8日转入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最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了西行初字（2011）第61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被告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不服，上诉至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理由有最高人民法院《通知》效力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原告提出异议转入普通程序审理本案，应该给原告准备时间等内容。该案经二审，维持了我院西行初字（2011）第61号《行政判决书》，现该判决已生效。
二、试点工作反映出的问题
1、法律障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通知》效力低于《行政诉讼法》是我院开展简易程序审判工作客观存在的法律障碍。具体为：（1）《通知》第三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实行独任审理。” 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且理由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转入普通程序审理。”上述规定说明一是适用简易程序必须经当事人同意。二是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在任何时间均可。因最高人民法院《通知》效力低于《行政诉讼法》，当事人只要提出异议理由均成立，如果当事人在一审判决后再提出异议，或在上诉后二审过程中提出异议，法院怎样依法处理？故我院担忧适用简易程审理案件会有后遗症。（2）《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委托他人转达等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审判。前述传唤方式，没有证据证明或者未经当事人确认已经收到传唤内容的，不得按撤诉处理或者缺席审判。” 按上述规定，经人民法院一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审判。《行政诉讼法》规定是经人民法院二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审判。因最高人民法院《通知》效力低于《行政诉讼法》，我院认为，对经人民法院一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不能认同视为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不能决定缺席审判，故该条规定的试点内容无法操作。再关于“没有证据证明或者未经当事人确认已经收到传唤内容的，不得按撤诉处理或者缺席审判”《通知》规定的传唤方式表面看起来方便，但要万无一失，都必须取证，取证过程在审判实践中确实难于操作，故还不如普通程序用传票传唤“保险”。（3）简易程序是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的，其在起诉手续、受理案件程序，传唤当事人或证人的方式、审理程序及审理期限等方面均作了简化。《民事诉讼法》民事案件简易程序即只有独任审理，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对行政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有独任审理、也有合议庭审理，是否与民事案件简易程序即只有独任审理统一起来为好。如果行政诉讼案件采取简易程序合议庭审理，当事人提出异议，需要转普通程序在形式变化实在不明显。
2、涉及有效化解行政争议问题。《通知》第五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应当一次开庭并当庭宣判。法庭调查和辩论可以围绕主要争议问题进行，庭审环节可以适当简化或者合并。第六条规定：“使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结案。”上述规定不利于化解行政争议。根据我院行政审判实践，为确保行政诉讼案件在三个月内审结，我院要求行政诉讼案件立案后由行政庭送达（该院其它案件均由立案庭送达），防止延期送达；一般情况下要求行政诉讼案件在20日内开庭，为判决准备充分的时间；50日内承办法官必须拿出审理报告，60日内承办法官必须拿出判决；余30天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如有调解可能的进行庭外调解、尽最大可能化解行政争议。现在行政普通程序审限为三个月，较民事普通程序审限半年少了三个月，而一般行政诉讼案件比民事案件法律关系复杂，行政诉讼原告比民事案件当事人更执着，应该将行政普通程序也改为六个月才更符合实际。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要求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结案，还应该当庭宣判，行政审判实践看存在以下问题，一是45日内结案没有足够的时间作协调工作，不利化解行政争议。二是如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协调无效，判决审限仅45日，要写出高质量的判决或当庭宣判可能性不大。
3、符合简易程序审理条件的行政诉讼案件有多少？我院位于宜昌市中心城区，辖区人口50万余人，是宜昌市人民政府及其主要职能部门所在地。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有80%以上为市政府及职能部门，2011年共受理行政诉讼案件70件，是2010年的3.5倍，但在2011年4月26日以后，通过行政庭承办人阅卷发现，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简易程序审判规定条件的行政诉讼案件几乎没有。2012年1到5月，我院共受理行政诉讼案件18件，也没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简易程序审判规定条件的行政诉讼案件。就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实际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简易程序审判规定条件的行政诉讼案件很少，估计为1%。我院仅有的一次试点也以当事人提出异议而告终。
三、下一步试点工作思路及建议
1、下一步打算。目前我院正继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精神和高院、中院要求，继续积极有效地开展简易程序审判行政案件试点工作，加强调研。尽最大努力挑选符合条件的案件进行简易审。同时我们也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精神，进一步完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通知书》的内容和送达程序，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且理由成立的，或者我院认为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坚持依法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保证从立案之日起45日内结案，并尽可能一次开庭并当庭宣判，当庭宣判的，五日内通知当事人到本院领取判决书。判决可以在最高法院制定《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试行）》基础上简化，按我院备案格式操作，以提高审判效率。
2、根据我院开展简易审实际情况，面对目前开展试点工作存在的问题，经一年多的实践、调研。建议开展简易程序审判行政案件试点工作，应该兼顾《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可以在适用普通程序的基础上简化一些环节，简化程度以查清事实为底限，依法达到试点工作的要求和目的。即对第一审行政案件中，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采取普通程序审理，适当简化程序，即依法组成合议庭，在原告起诉手续、受理案件程序，传唤当事人或证人的方式、审理程序及审理期限、判决格式等方面作适当简化（此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要求），该作法为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简称简化审）以不损害当事人利益，不影响当事人权利，不违反《行政诉讼法》为原则，不会给试点法院留下后顾之忧。上述作法实际是将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审判工作的试点变通进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实际情况和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的合议庭简易程序审判完全相同），既符合法律规定，又达到了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审判工作的目的，且我院可以大胆、大量的开展此项工作。试点简化审具体方案见附件。
四、结语
笔者认为，开展简易程序审判行政案件试点工作主要是为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为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打基础，目前我院承担了行政诉讼案件简易审这一项任务，是上级法院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应该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法律忠诚的态度，客观向上级反映试点工作真实情况，并积极提出建议，希望以予采纳，使简易程序审判行政案件试点工作合法、有效的开展下去。对此，笔者专门拟定了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简易程序试点工作方案2（建议稿），为《行政诉讼法》出台，合法的开展简易程序审判行政案件试点工作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附件
1、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简易程序试点工作方案2。（建议稿）
2、《一审作为类（简化审程序）行政判决书》格式
3、《一审不作为类（简化审程序）行政判决书》格式


2012年3月1日星期四

作者单位及联系方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方正权 向建军18972005929 0717—6736940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附件1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行政诉讼案件简易程序试点工作方案2
（建议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研究确定我院为我省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审判工作的试点法院，并已将我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为及时、顺利、有效开展该项工作，我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等规定，已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因客观存在的法律障碍，为此特提出新方案如下:
一、由本院制作《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第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开庭审判操作程序规定》，开庭原则按上述《规定》执行。法庭调查和辩论可以围绕主要争议问题进行，庭审环节可以适当简化或者合并。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第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开庭审判操作程序规定》的特点主要为：
第一、开庭前的准备
（一）审查主体资格及有关程序。
为保障开庭审理的顺利进行，合议庭应当审查原告、被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有无应当通知原告变更被告的情形；有无遗漏应当通知参加诉讼的其他当事人；起诉有无法定的复议及其他前置程序和是否在法定的起诉时效内；是否属人民法院管辖的行政案件和受诉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告起诉是否符合法定的其他起诉条件。
（二）是否适用简化审的审查
案件承办人通过阅卷后认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简易程序审判规定条件的，由合议庭决定适用简化审。即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可以适用简化审，具体如下：
（1）涉及财产金额较小，或者属于行政机关当场作出决定的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给付、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案件；
（2）行政不作为案件；
（3）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案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
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
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
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
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